弗洛里忙吩咐助手将药粉配成生理盐水，架起输液装置，药液一滴滴地渗入病人的血液中。他也顾不得吃饭睡觉，一直守候在病人身旁。24小时过去了，病情显著好转，脓疖不再恶化，病人竟睁开了眼睛。到第五天，病人已能吃东西。家属和邻居们都高兴地拥进来，他们欢呼弗洛里带来了“神药”，亲人有救了，从此人类再不怕这种病魔了。可是这时弗洛里却急得坐立不安，他的脸涨得通红，额头上滚下豆大的汗珠，大家越是高兴，他就越是手足无措。原来他那一小匙药粉已经用完。眼看着病菌又卷土重来，病人那本已放出光亮的黑眼重又闭上，脸上的脓疖重又鼓起，死神对他只松了一下手，又紧紧地将他拉走了。
病人死了，是在医生的手中眼睁睁地死去的。弗洛里捶胸顿足，他的悲痛还要胜过别人十分。是自己医术不高明吗？不是。是这种新药无效吗？不是。是这种药太少啊，它被发现已经十多年了，可是总迈不出实验室的门，进不了病房。看来做医生的不能只是坐等药，还要推动生产单位去造药。弗洛里大声疾呼，在伦敦奔走。但是这时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紧张阶段，炮火连天，伦敦尚在生死存亡之时，有谁来投资生产这种新药呢？战争不能正常生产药品，却在大量地产生伤员和病人。弗洛里眼看着一批批伤员、病人在自己面前死去，心如刀割。他知道在国内一时是得不到支持了，转念一想，大西洋彼岸的美国还未经战火灼烧，或许还可生产这种“神药”，于是便带了一名助手，毅然漂洋过海，投奔美国而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