余义明对作者说：“发掘中，拍照和摄影的事确实不是那么顺利，我们随县教育局周永清副局长专门安排我前去发掘工地照相，这实际上是一个带有政治性的任务。哪家派了摄影师到现场，所拍摄的资料就是谁家的，以后发表文章也好，办展览也好，对外宣传也好，这批资料的主动权就在自己手中。若不派人照相，以后的一切事就难办了。潘炳元为什么要带病坚持在工地拍摄，这是一个重要原因，如果省博物馆的摄影师倒掉了，照片拍不出，那他们以后的工作，特别是编写发掘报告和办展览等等，麻烦可就大了。所以，对我来说，感觉已经不是我个人的事了，可以说是全县人民的嘱托，我把这个任务看得很重，也尽量想方设法去完成它。开始时大家合作还算愉快，后来就有矛盾了，特别是老潘（炳元）住院以后，矛盾更激烈化，因为有些场面我们拍了，老潘拍不到，省博物馆的老谭就设法拖延。当漆器出土后，我要拍，谭维四不让我拍，说商量好了再拍。等到凌晨两点还没有消息，我怕老谭捣鬼，急了，拿一块砖头去砸老谭的门，老谭说这深更半夜的，大家都睡了咋办？我说我去喊。于是一个个敲门，把拍电视的、拍电影的，还有省博物馆的老潘（老潘刚从医院回到工地）都弄起来了。后来老谭答应拍一个星期。拍金器、玉器时，省博物馆保管部的白绍芝亲自陪着，两天两夜后，白绍芝不陪了，后来打条子领器物，白天拍完后再送到白绍芝那里去。这样，断断续续地拍，总算把所有的器物都拍了一遍，我也算圆满地完成了任务。现在随州方面举办的展览、印的书籍画册，以及对外宣传等用的照片等等，都是我那个时候拍的。如果那时不想方设法拍下来，现在要办这些事至少有一多半是不可能的。（2007年4月13日上午，作者在随州余义明摄影工作室采访记录。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