然而这种“不反思”的意识并不是某种自发的、单纯前反思的和幼稚的意识——它不是前批判意识。在伦理关系中发现方向和唯一的意义,确切地说就是将我看做是因所欲之异他产生的质疑,进而,将我视为在他运动的正直内产生的批判。这就是为什么,对意识的质疑根本上不是一种质疑的意识。对意识的质疑乃质疑意识的条件。如果他者,外在不进行质疑,自发的思想如何返回自身?而且,在由反思实施的彻底批判的关切中,带来原始天真之反思的新的天真如何能涌现出来呢?在向我要求比天真更多的他者面前,我侵蚀着我的教条式天真。
如此这样一种运动的“目标”同时既是批判的又是自发的,严格地说,它并非一目标,因为它不是一种终结,而是激起某种不求回报之作为的原则,是某种不再可称为存在的礼仪。或许正是在这里,我们得以发现了这样一种必要性,在这种必要性中,哲学的沉思获得了诸如无限或上帝这样的观念的支持。
(二)先于文化
我们可以做出结论说,意涵先于文化与美学而从属于伦理,伦理是所有文化与意涵的基础。道德不下属于文化:道德有权审判文化,它揭示出高度,是高度安排了的存在。
高度将某种意义引入存在内。这高度透过人的身体经验而被体验到。它把人类社会带到祭坛前。人将自己置身于高度的标志前,并不是因为人由于他的身体而有眩晕感:事实上,正是由于存在授命于高度,人的身体才被置入到有上下之别并头顶天空的空间内,而这天空对托尔斯泰的安德烈公爵来说——任何字眼也道不出其中的颜色——乃纯粹的高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