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表示同阶级敌人斗争的彻底性，场长命人将古墓捣毁，把赵其昌押进一间仓库看管起来，“变天帐”准备送交上级请功领赏……
也许是巧合，几天之后北京有信函到来，要赵其昌立刻回京，编写定陵发掘简报的下半部分，完成后仍回农场。信中特别注明，此次回京，不是编制定陵发掘的大报告，而是“简要报告”。赵其昌暂时离开了农场。
刊发于《考古通讯》1958年7期的《定陵发掘简报》影印件
《定陵发掘简要报告》的上半部分，是他下放农场前夕，用了几个夜晚草成的，刊于1958年《考古通讯》第七期。而此次编写的“简要报告”，于1959年《考古》第七期刊出，都是第七期，又是一个巧合，时间却整整隔了一年，而且未署作者姓名，这在考古学史上实属少见。
半个月后“简报”写完，赵其昌返回农场，继续劳动改造。在以后十年的岁月里，他还要经受严酷的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摧残是注定了的。他辗转多处，颠沛流离，关牛棚，挨批斗，挖防空壕，烧砖、盖房等等，差不多经历了那个时代大多数有追求、有建树、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所遭遇过的全部痛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