正如一个人的任何实际生活可能偏离普遍有效的规范，它也可能随意大幅度地偏离他的个体使命，这一点无须说明。尽管周遭结构和命运本身完全不同于实际从外部触及他的作用物，他的个体使命与他的周遭结构和他的命运的关系可能部分和谐，部分矛盾（当然程度不一），这对于我们相当重要。所以，人的命运首先并非人的个体使命。正是这种揣测而非对命运事实本身的承认应当叫做宿命论。一旦人们曾经将命运物化，有如希腊人将其厄运物化，或者将命运与使命同时归结为上帝在世前的拣选（如奥古斯丁和卡尔文的恩宠拣选论），这种说法就可能成立。但是，周遭结构和命运（在上面确定的意义上）其实仍然是一种原则上可以理解的自然形成物，而并非纯粹是始终偶然真实和有效的东西。命运固然不能像一些极端的非决定论者（他们对命运的本质、对我们心中的自由与非自由的层次有着完全错误的认识）所推测的那样被自由选择，因为选择范围（或选择行动能够进行选择的区限）决定于命运，而不是命运决定于选择。可是，命运本身也从越来越多地为自己提供内涵，并重新赋予始终在时间上领先的内涵，从功能的人和民众之生命中生发出来；个人的生命大多由命运构成，民族的生命则无一例外地由命运构成。以上所述同样适合于周遭结构。